【涉县旱作梯田系统(2)】江沛 | 干渴的梯田:王金庄村水资源的分配与管理

我国是全球13个贫水国家之一，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不足。农业是用水大户，2016年全国农业用水量占经济社会总用水量的62.4%，预计到2030年，全国多年平均缺水量为536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约300亿立方米。在发展社会经济和保障粮食安全等压力下，水资源供需矛盾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旱作梯田是雨养农业，无需灌溉，是缺水环境下人与自然协同创造的产物。以河北涉县王金庄村为核心的旱作梯田系统已有近八百年历史，。当地的农耕技术与人文环境不曾中断，百姓们对水资源的分配与管理有着历久弥新的适应性举措。这些措施或许能为其他旱区的农事活动与日常生活提供借鉴。

水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没有水的滋润，人类文明便没有生命力。一直以来，学界对水的研究有着众多视角。生态人类学关注文化核心（culturalcore），剖析地方性知识。罗康隆研究了侗族高秆糯稻、深田蓄水和养鱼之间构成的相对独立的生态体系，这是当地人生态智慧与民族文化的完美融合。杨庭硕、罗康智分析了侗族储养、利用水资源和维持水质的机制。当地人民通过拼接文化手段，能动地扩大水资源的再生，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杨庭硕分析了哈尼族、侗族等优化自身所处水环境的方式，并指出“各民族文化都得通过适应手段去消解水环境的不利因素”。

农业文化遗产领域中也有关于水和梯田的研究。云南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哈尼族人有着水利设施修建、水资源管理、梯田开垦和维护等知识，“村寨-森林-水源-梯田”四位一体的结构有效地保护了梯田生态系统。此外，水也是当地崇敬自然的文化缩影。闵庆文认为哈尼梯田系统的核心是水资源管理，这种管理策略对今后应对粮食安全问题和水土资源危机等有借鉴意义。福建联合梯田正面临着水资源涵养能力下降、农业环境质量下降和传统生态文化式微等问题，徐玲琳认为政府应牵头予以保护。张永勋梳理了国内外稻作梯田的相关研究，指出景观、生态和文化是此类型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核心。方丹主张对水利型农业遗产的保护应以水利灌溉系统为核心，向区域层面扩展，从而实现保护和发展。坎儿井是适应干旱环境的地下水利工程,崔峰等讨论了它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当前面对的问题并提出了保护对策。

张俊峰从“水权”角度出发研究了清至民国时期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公私水交易。张亚辉在治水工程、家族械斗与水资源分配、水神祭祀等方面梳理了人类学中的水研究。赵世瑜对汾水流域分水案例的分析发现，分水体现了乡土社会公共资源中的权力渗透。在行龙的研究中，晋水流域的36个村庄为了争夺有限的水资源发展出一套水神崇拜和水利祭祀活动。本着公众利益至上的原则，生活在同一区域的人们往往会约定一套有关水的管理制度，用以处理人与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及问题，尤其是应对旱涝灾害，处理水事纠纷等。

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多是以丰水区、少数民族地区为例，呈现了文化的生态适应与社会适应，缺乏水资源短缺地区和汉族地区的研究。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研究大多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分析遗产地的维系机制，并提供保护和发展策略，对文化层面的关注和解释较少。本文的田野点王金庄村缺土少水，人们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展出一套生存智慧，在此过程中没有激烈的权力斗争，均靠约定俗成的村庄规范。笔者将从水资源获取、管理和利用等方面入手，结合生态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试图阐释旱作梯田社会得以延续的逻辑。

王金庄村的不利生态因素表现为干旱与多灾。从地形上看，村子西北高、东南低。当地地质条件复杂、土地贫乏，流传着“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路无五步平，年年灾情多”的民谣。村庄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处在半湿润偏旱地区，干湿季节分明，仅7—8月为湿润期，降水量年际悬殊极大。境内地表水奇缺且分布不均，地下水埋藏较深，有水处均在200米以下，前人留下“首苦乏水”的无奈感叹。南北走向的桃水河和东西走向的岭沟河均为季节性河流，二者形成的人字形沟谷在村前合流，汇入清漳河。王金庄村旱涝频发，自明初至2000年，有记载的较大自然灾害150次。其中旱灾较多，有“十年九旱”之说；洪灾次之，1949年以来，有记载的洪灾5次。王金庄村的自然环境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并非按照人类的需求。因此，人们只有在不断调适中寻求环境与自身的平衡。

（一）旱作梯田弥补生态缺陷

当地人充分认识到所处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即土层薄、降水少。为了发展农业，他们的补救办法便是垒堰、建梯田。梯田是雨养农业存水的依托，也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梯田的修建技艺代代相传，垒堰是梯田修建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王金庄村石多土少，因此这里的梯田绝大多数是以石为堰。如果堰垒得不结实就很容易坍塌，修复起来费工费力，也不利于作物的生长。垒堰时，石头要稍稍向里倾斜，形态上类似于“反坡梯田”，具有较强的蓄水保土能力。选定梯田的位置后，人们重置梯田中的土石分布，即将三四十厘米的大石块放在最下面，将小块石放在中间，再将土筛筛出来的土放在最上面。此外，村民还在梯田沿边种植花椒树，此举能够有效减少地表径流，兼具生态、经济和景观价值。土、石、花椒形成的结构就像小型水网，把自然降水“兜”在田间。梯田不仅能够最大程度地截留降水、减少地表水分蒸发，更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存住雨水，满足作物生长的需求。

田间水窖是与梯田相配套的小型水利设施。据村志记载，村中目前野外可用水窖约有135眼。水窖里的水可用于田间野炊，但大多数村民会从家中带水或取附近泉水，因此这些水常用于点种等生产活动，农事活动不再消耗宝贵的生活用水。水窖有集体修的，也有相邻种地的几户本着“共修、共用、共管理”的原则一同修建的。水窖的口一般是盖上的，口的侧面挖有一个土坑，土坑与水窖相连的地方留有小口。下雨时，泥沙在土坑中堆积，相对澄清的水从小口中流入水窖。若是泥沙进入了水窖，既污染水源，又影响蓄水量。来挑水的人如果发现土坑里有淤泥，就会把泥沙挖走。

除水窖外，与梯田建设相配套的还有水库。村民们意识到仅仅通过修梯田的方式来治“土”是不够的，还得治“水”，水土结合方为长效机制。于是，在老村支书王全有的带领下，村民在村西大南沟修建起“团结水库”，设计浇地面积300亩。水库取址于黄龙洞，用于储存洞中流水和雨水。村中传说黄龙洞中有水眼，直通清漳河。大坝侧面雕刻着十六个大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1975年水库建成后，虽未起到设想时的浇地作用，但其少量渗漏使得村中河沟基本保持常年有水，井水也很旺盛，村民说这是“大河有水，小河不干”。

（二）农耕技艺维持梯田活力

在缺水乏土的王金庄村保墒技术尤为重要。保墒，即通过深耕、细耙、勤锄等手段来减少土壤水分的蒸发，尽可能地满足作物对水分的需求。松土与覆盖是两类保墒措施。村民王林定说：

收秋后要用牲口犁一遍地，清明前后再犁一遍。种下作物之前捞一遍，种完以后踩一遍，这样作物的根就能扎到土里。头遍浅，二遍深，三遍挠破皮。这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诀窍。锄过四遍的地上种出来的谷粒是圆的。再有，锄头是金，锄头把是木，根据五行的原理，金生水，水生木，多锄几遍，金就能化出水来，给庄稼提供水分，谷子就发圆了。

《齐民要术·杂说》中就有“锄头三寸泽”的说法，这和村民们相信的五行相生本质上相同，都是说精耕细作能保持土壤水分。实际上，根据土壤学的理论，水通过的土壤会形成毛细管通往地表，并会随着缩水过程开裂，而锄地能切开这些毛细管，有效地堵塞裂缝，实现保墒的目的。覆盖是另一种防止水分蒸发的有效途径,它能使水蒸气冷凝成水滴回归土壤，减少水分散失，也能够给土壤保温，有利于植物生长。村民会将塑料薄膜覆在土壤表面，仅在作物的幼苗处剪开小孔，保障其呼吸作用与光合作用。

不同作物对水的需求量不同，选择合适的品种有利于水资源的充分利用。谷子耐干旱、耐贫瘠，是村里历来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玉米产量高，是村中种植量第二大的作物。村民说“谷子一条腿伸进海里，玉米头上顶着一碗水”，说的就是谷子和玉米都十分耐旱。由于收益甚少，近年来小麦的种植面积下降。土豆和红薯也是村中的主要作物。黄豆、青豆等生长周期短，易施肥、易储存，营养价值高，是村民喜爱的作物。此外，村中还种有南瓜、西葫芦、豆角、萝卜、西红柿、青椒等蔬菜。通过选择抗旱品种来应对缺水困境是村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并经过世代相传，不断沉淀、过滤和积累形成的经验体系，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鲜明的地域色彩，也有一定的科学性。

作物栽种的节令很有讲究。一般情况下，清明种春播谷，立夏小满种二耧谷，芒种种晚谷、黄豆、萝卜，谷雨种玉米。这种“错季适应栽培技术”通过应用配套品种、适当调节时差，做到“种在雨头、长在雨中、收在雨尾”。在播种季节，农民通过担水、驮拉水和引水等方式，采取“镢头开穴人工点种”、“锄镢犁拉沟人工撒播”和“使用人畜力拉耧播种”等方式，实现集流雨水的高效利用。

作物栽种的位置也有讲究。王金庄村多为山坡梯田，阳坡、阴坡区别明显，光照差异大，选用的作物品种、采用的耕作方式也不相同。人们因地制宜、适时播种。阴坡无霜期短，每年只能种一季春播谷。玉米阳坡、阴坡均可种植。

（三）水利设施保障人畜饮水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常生活。王金庄村至今未通自来水，千百年来人们全靠井水与雨水维系生活。经过历代开凿，目前村中主干道两侧共有浅水井13眼，井深为10至20米，其中2眼已废弃。降水正常时井里常年有水，若逢旱年便会干涸。早年开井困难，井水量小，无法满足村民全年生活的需求。在适应环境的妥协与创新中，村民结合自身的经济条件，把“开源”的希望从地下水转向天上水，发展出家户之中的储水设备——水窖。李书魁从一个专业石匠角度讲述了水窖的修建工艺。

修水窖是个大工程。“宁盖三间房，也不修一个水窖”，就是说修一个水窖比盖三间房都要费工。盖房打地基的时候就把水窖位置确定了。水窖要尽量大，至少保证天旱的时候足够一户吃两个月。修水窖有很多讲究，一般都是先用石头砌好，再把红土和白灰按照三比七的比例和成“三七土”。红土黏性极强，用这样混合后的土给水窖糊上边边，干了以后十分坚固，还有保渗的功能。为了让容水量大一点儿，修建时会把水窖上面扣成箩头。水窖砌出来是个圆顶，先把长条石头十字交错，再在交错的空隙处把石块交错垒起来，我们这儿叫做“扣篮心”。收口的时候底下全部都是空的，就跟房顶一样。这个技术也只有我们王金庄有。水窖的取水口和进水口是分开的，取水口略高一点，这样比较卫生。

到了雨季，看天不好了，就先把院子、房顶打扫一遍。下雨时先不打开水窖的进水口，等雨水把院子冲干净了，再堵住对外面的排水孔，往水窖里蓄水。水窖满了后再把院子里的排水孔打开，水就流出去了。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几乎家家户户修起了水窖，这才解决了饮水问题，满足了日常生活需求。之后，水会沿着房屋之间的明滴水沟、道路下方类似于涵洞的暗滴水沟排进主干道的水渠里，再顺着水渠向下游流去。

水池是村中重要的蓄水工程。王金庄自然村由五个行政村组成，分别为一街到五街，每街都修有大型蓄水池，前后共六个。目前一街水池由曹跃灵管理，他是村中唯一一家澡堂的老板，其他水池由村联社主任王林怀管理。管理者主要负责上水并维护水池卫生。

村民对水的用途有着自己的分类，如表1所示。

水窖里的水经过自然沉降，水体清澈，是村民日常吃水的首选。山泉虽是活水，但一般都离村较远。由于存水量有限，人们舍不得用水窖里的水洗衣服，而是选择井水和河沟里的水。水井沿河沟分布，在井边洗完衣服可以直接将水泼到河沟里。在村民的观念里，“水流三尺清”，他们不会因上游泼脏水而感到困扰。水池的水换水、消毒频率低，主要用来预防大旱，一般仅将其作为建筑用水。水库取水不便且水质一般，几乎无人问津。但“大河有水小河满”，水库里的水渗漏到地下，经过砂石过滤，保证了村中水井常年不断。

谈及吃水，不得不提到作为“家庭成员”的驴。王金庄山高路陡，驴在生产生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们能耕地、驮肥料、运庄稼、背石块，被称作“半个家当”。王书真的老伴儿告诉我们，一般家中“油不多的锅碗就用清水洗洗，洗了锅、洗了碗的水倒了给驴喝……就算是碰上缺水的年头也得给驴喝水，驴不能干着。驴一天喝两次，早起饮一回，天黑饮一回，一天一桶水，一桶十来斤。”这不仅体现出当地人对驴的深厚情感，更能表现出他们循环用水的理念。

（四）“祈祷神明莫伤黎民百姓”

关于水池的修建，村中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修二街水池之前，外地来的风水先生和勘察队跟村里人说，“王金庄的形状像条鱼，一街为鱼头，五街为鱼尾。鱼必须得有水，没有水不好”。虽然当时主张破除迷信，但人们头脑中的观念仍存在。冲着风水先生这句话，为了给鱼增加水量，村里人修了水池。直到一街水池修好，村子前后和中间就都有了水池，鱼也就有了水了。

龙王、河神是与水密切相关的神灵，他们掌管着当地的“生杀大权”——龙王爷、河神爷高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王爷、河神爷发怒，不是久旱无雨、庄稼颗粒无收，就是山洪暴发、冲毁田地村庄。2016年7月王金庄遭遇特大洪水，村民们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占了河神的路”（村中主干道原先为河道），河神没有路了，一怒之下就把村里的路冲了。

村中信众以女性为主，其中有一类特殊的女性被人们称为“神婆”。她们是人神之间的信使，向神灵传达敬意与诉求。一位神婆说：“发水后我在老人家（神）前跪了一天一夜，祈祷神明保佑，莫伤黎民百姓。”她还把点燃的香扔进洪水里敬神。旱年时，一些妇女会带上铺盖，每天夜宿龙王庙，直至下雨。

笔者根据村民讲述，总结出应对干旱的三种求雨办法：第一，从村里选出12个独生女（村民心中女孩子是纯洁的象征），让她们拿着扫帚清扫水池。主持这项活动的人还要摆上供品、烧香、放炮，意思是告诉老天爷，水池已经见底了，赶快下雨吧；第二，将谷子杆扎成一捆，点燃后在龙王庙里转上几圈，请求龙王降雨。若是要向龙王许愿，就得准备面皮、100个干麻糖和100个小馒头作为供品；第三，将树上的喜鹊窝点着。一是因为旱魃住在喜鹊窝里，点燃喜鹊窝可以烧死或赶走他。二是想告诉龙王，人间已经干得冒火，连树都烧着了，应该赶快下雨。

王金庄村既无明显的人口变迁，亦无重大的生态灾变。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旱涝灾害中村民们举步维艰的状态，也看到了他们联合起来应对天灾、用智慧弥补自然缺陷的尝试，了解了当地人在生产、生活中管理水的方式。村庄作为一个整体在传承祖辈生态与人文智慧的同时，也在创造性地适应自身所在的环境，至今仍有生命力，这也与农业文化遗产“生态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特点相契合。传统农业中蕴藏着丰富的经验与技艺，它们是维系小农经济的基本元素。从王金庄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探索这些事件的深层逻辑，探究它如何作为一个系统去调适环境，考察作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村庄如何存留世代传承的生产生活方式，保育乡村活力。

（一）生存逻辑：夏水春调，远水近调

王金庄的水资源情况受其境内降水和地下水存量的影响，改变水的时空分布是当地人分配与管理水资源的基本逻辑。

从时间角度看，王金庄村降水夏秋多、冬春少，缺水季节为三至五月，六月后雨量增加，春季旱情便会缓解。集体兴建水库、水池，能够在丰水期蓄水、枯水期供水，可以调控水量，提高防洪抗旱能力；家中修建水窖，能够在夏季将雨水存下，留到春季使用。

村民在改变水的空间分布上曾做出许多尝试。比如，梯田具有较好的储水功能。大石块、小石子、土层三层结构有效减少了地表径流，为作物提供了更多水分。再如，团结水库完成后，王全有又带领水利专业队修建了5华里盘山渠道，从团结水库一直延伸到村前下游的月亮湖。但因水库漏水严重，支渠缺乏配套设施，加上水渠下方梯田土层薄，首次水库放水时便冲毁了部分梯田，群众对此不满，自此不再放水。村东北方向的明国寺外也有一条水渠。村民原想利用石槽将寺后的泉水引到地里，方便干活的时候饮用或是育苗。但由于泉水流量小，石槽每节之间有缝隙，水几乎到不了地里就流干了。水最终没能引出来，石制的水渠也就此荒废。这些类似“南水北调”的工程由于种种问题均未实现最初的设想。

（二）生计策略：存蓄为主，开调为辅

王金庄村的文化延续相对稳定，在对前人生活经验无意识的传承之中，村民同样进行着有意识的创造。当地的生计策略可总结为“存蓄为主，开调为辅”，笔者尝试从文化适应的三个方面，即“补救性适应”、“抗风险适应”和“常态适应”来透视人们应对水资源匮乏的生活窘况时所采取的调适性举措。

在分析王金庄的实例之前，笔者先引入“非对称反馈”这一说法。简单来说就是自为体系有选择地吸收对自身有利的能量与物质，排除一切对自身无益的能量和物质以维持其自身的有序与对称，对周围环境制造无序与非对称。这意味着对人类而言，生态系统并不完善，是有一定缺陷的。“每个民族对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环境都有一套成熟的补救办法”。缺土少水是王金庄村生态系统中最突出的缺陷，修建梯田便是针对此缺陷的“补救性适应”。

应对降水、温度等波动、病虫害的爆发等人类不欢迎却又肯定会发生的事实时，人们会表现出“抗风险适应”。王金庄村的降水年际、年内都不均衡。适当的降水能够解决人畜饮水问题，给庄稼提供必要的水分；过多的降水反而影响耐旱作物的收成，甚至冲毁石堰，造成经济损失。洪水来临时，团结水库和大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雨量过大对村庄带来的冲击。为了应对干旱，集体组织开挖水井、修建大型蓄水池，家家户户相互帮工修水窖。

笔者认为，文化适应的三个方面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在人们一定程度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后，非对称反馈逐渐定型，“补救性适应”、“抗风险适应”也许会转化为“常态适应”。梯田的修建工艺、作物品种的选择、农技等都是在长期摸索中沉淀下来的，已然成为当地人农事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成分。村民的日常生活利用井水或水窖里储存的雨水，这是直观的现象，更关键的内容潜藏在表象背后。不知情的人会问，为什么不通自来水？只要政府拨款，有了自来水，一切都解决了。这显然是忽视了当地自然与生态系统的特异性。王金庄周围全是旱庄，人们均是依靠自然降水或地下水维生，整个涉县的水量也并不充足。这种情形下，即便是想要供应自来水，也无水可供。除此之外，王金庄村山高石头多，石头是主要的建筑材料。为抵御寒冬，石房子的墙体都是由双层石块砌成，厚度可达60厘米，打孔不易。无论是埋管还是让水管直接裸露在空气中，都面临着众多问题。因此，从自然环境和现实条件合拍的角度出发，当前的状态或许是最经济的方案。

这些文化适应性举措均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在应对长期性的环境缺陷时有着相当的效用，如果遇到突发灾害，紧急补救措施同样是村庄整体适应生态环境的重要方式。王林怀是村联社主任，他说，

1998年那年水特别奇缺，连一街的水池都快要见底了。我组织村民每天开车去井店镇拉水，安排大队的两委成员分发水票。王风所、王合的等人都是骨干力量。水票先分到各个大队，再由大队发给村民，按照两口人一桶水、一张水票来发。家中要是养了牲口，就按照每个牲口每天一桶水的量多发水票。水票是手写的，盖上村联社的章。发水时村干部要把旧的水票收上来，再把新的水票发下去。有的人家有水窖，拿到水票以后就会把水票让给困难的邻居，自觉地不去集体领水了。

发水票的目的是保障个人饮水，有了水票，村民们就不会哄抢，这种方式维持了良好的取水秩序。此外，干旱往往发生在春天，那时候还没到农忙时节，村民大多是盖房子或是修梯田，因此发水票有效地限制了建筑用水。在干旱的年份，每滴水都得用在刀刃上。那年缺水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大约过了一个月，天开始降雨，问题就解决了。后来，村里的水窖相对较多了，即便天再旱，基本也都够吃了。

从他的讲述中可以看出，水拉回村后，或贫或富，或是普通百姓或是村里干部，这些社会阶序似乎不再那么明晰，各家各户凭水票取水。这不仅仅是基层百姓追求公平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凝聚在水滴之中并传达出来的价值构建起社会认同。王金庄的每个成员应按照村庄的规矩行事，任何打破这种方式的行为都是不被群体所接受的。

作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王金庄村有着可持续发展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传承至今的农耕模式，也体现在村民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灾害的预防。2016年7月的特大洪水之后，人们想着在修复道路时要加宽、加固河沟，并把横跨在河沟上的小桥做成活动的，发水时将桥升起来，保证河沟的泄洪功能。此外，团结水库已于2017年4月动工修缮，以期最大限度地降低未来可能发生的洪水对村庄的威胁。只有在这种人与自然螺旋式斗争和不断调适中，整个农业系统、整个文化系统才会历久弥新，永葆活力。

（三）神秘力量：相信风水，敬畏神明

自古以来，人们倾向于将家族兴衰、个人荣辱与风水联系在一起。乡村聚落的基本形态、家屋的布局、坟茔的山水都是风水观念最为直观的体现。村中最普遍的风水现象便与水有关。房屋设计成水从家门口流过，因为水为财，流过家门依依不舍的样子预示着家庭大富大贵。水道的形状不能笔直如箭、直射房屋，这是凶相。风水强调的从人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自然，其中“隐藏着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与宇宙秩序并行的安身立命的哲学”。

家家户户都有神龛，嵌在院内墙上，供奉着“天地”或是其他神仙。房顶上敬有姜子牙，房外墙上砌有“泰山石敢当”，。村中有关帝庙、土地庙、羊大仙庙、龙王庙、奶奶庙等，每逢初一十五，信众便会前去烧香祈福。这些信仰世代传习，表现出象征性和群体性。这些神灵是各个时代的积淀与叠加，是当地文化的监护人。它们就像是一个个放大镜，以自身具体的形象反映出当地人思想运作的逻辑。

当人们面临自身力量不能解决的困难时往往会向超自然力量求助。发洪水时向大水中扔香、扔鸡的行为看似荒谬，但在村民的观念里自己侵占了河神爷的路，只有通过进贡的形式和神明进行“交易”，才能够换取自身的平安。求雨的三种方式好像带着迷信色彩，但作为村落共同体的集体需要，这样的仪式让大家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遵循共同的习俗，以期村庄的安宁。它的实质是人们对于生死的追问和求解。在“信万神之能”的心态下，饱含着的对死亡的恐惧与困惑在生活的俗制中呈现出来。

水本身便是充满灵性的物，当把它的流动性同土地的固定性结合起来，自然的水又多了一层社会的属性，无边际的水又有了地方性的色彩。它的流动充满着时间与生命相关的隐喻，它的分配与管理带有着权力与象征的意味、体现着洁净与危险的分类。水就像村庄的血脉，维系一方土地上的生命。无论是时空分布的调整、对环境的创造性调适，还是寻求上天的庇佑，当地人对水的管理背后潜藏着他们对自然的认识——敬畏与共生。

兼论生产与生活，由水资源的短缺而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同以“土”为中心的农事生产模式双线并行，王金庄村在“乡土中国”与“水利社会”的结合下表现出自身系统的独特性。在生态脆弱的环境中，水资源的高效分配与管理使得瓯饭瓢饮的村庄能够维持生计，这种“土智慧”彰显出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力量。王金庄作为涉县东部的小村，它的“干渴”映照了太行山东南的“干渴”；作为农业文化遗产地，它的生计模式或许能为其他干旱地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参照，相关的观念和技艺应作为解决水危机的重要文化基础得到尊重与传承。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存留传统农耕智慧，更是反思农业与农村的发展前景。它直指当今的乡村建设，培养乡村自我重建的能力，寻求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存。